1940年冬季，苏联远东一处营地内，周保中、李兆麟和数位抗联干部正在地图前低声讨论。地图一侧是严密封锁的东北地区，另一侧则是暂时能够保护部队的苏联领土。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撤退，而是继续坚持下去后，剩余的抗联成员将会有多少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东北迅速出现了各种抗日武装力量。地方军队、民团和自发组织的义勇军纷纷参与战斗，但因装备和组织的差异，早期抗战常常是各自为战。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渐加强指挥，这些力量在1936年前后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。

这支部队在战斗中的方式与关内有所不同。东北地形复杂，长冬的严酷气候以及村庄被日伪军控制，使得抗联不得不依赖密营、交通线以及人民的支持。不论白天如何隐蔽，夜晚则要行动，攻击日军据点、破坏铁路、截取物资，行动迅速且不与日军进行长期交战。真正的考验往往来自严寒和饥饿。日军施行的“集团部落”政策迫使民众集中居住，切断了抗联与群众的联系。艰苦的环境使得许多战士因缺乏粮食而倒在冰冷的雪地上。

1940年2月，杨靖宇牺牲，使得抗联面临更大困境。到1942年，赵尚志也阵亡。1940年前后，抗联各部队已遭受重大损失，继续留在东北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因此，周保中等决定将部分人撤离至苏联，以保存干部和核心骨干，待机而动。这并非出于放弃东北，要继续抗战，而是不得已的战略调动。部分战士选择留下拼搏，另一些则分批北上，撤退也成为一场新的战斗。

越境的过程中同样充满风险。日军和伪军在边境设立封锁线，抗联队伍不得不穿越结冰的河流和森林，向无人区推进。伤员不能耽搁，粮食必须轻便，电台和机密文件也要随身携带。行进的速度既要防止被追上，又不能抛下伤员和老弱。

进入苏联后，抗联成员被安置在远东的营地，随后被编入苏军序列接受训练与整编。1942年，以抗联人员为基础组建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，即“国际旅”或“八十八旅”成立，周保中担任旅长，李兆麟等人亦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。营地生活相较于东北密营更加稳定，士兵们能够获得面包、肉和热汤，也得到系统的军事训练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进入了安逸生活。苏方看重的是他们对东北地形、日军部署和地方语言的熟悉。

一位老战士回忆称，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不仅包括队列，而是识图、测绘、跳伞、无线电通信和敌后侦察。有人打趣说：“在东北学会生存，到了这里学会如何带着能力回去。”这句朴素的话深刻道出了八十八旅存在的意义。

1945年欧洲战役结束后，苏联开始为对日作战做准备。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成为苏军进攻的重点目标。对于苏军而言，东北抗联干部绝非普通的外籍士兵，他们掌握着重要的城市、铁路和日军据点的信息。随后的7月，八十八旅抽调人员组成二十多支先遣队，携带电台和侦察设备，分批返回东北，执行侦察和联络的任务。

这些先遣队的行动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，部分成员与当地地下抗日力量建立联系，另一些则潜伏观察铁路和兵营。一旦暴露，由于人数少且缺乏重武器，撤离机会微乎其微。“二十多支先遣队全部牺牲”的说法并不全面，确实有成员在任务中被捕或失联，但也有队伍成功完成侦察任务，并在苏军推进时与大部队汇合。这里的“返回东北”指的是这些人员重新踏上熟悉的土地，而不是一场毫无归路的行动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本宣战，次日发起大规模进攻。先遣队提供的情报帮助苏军判断道路、桥梁和日军部署。虽然关东军兵力庞大，但在空袭和装甲突击的影响下迅速崩溃，东北战场局势迅速变化。抗联人员随苏军进入东北，负责翻译、向导等多项工作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关内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陆续进入东北，原抗联力量融入新的东北人民武装体系中。那些曾经撤入苏联的战士，最终以新的身份回归熟悉的山林、村庄与城市。